[41]学术自由除了宪法和法律的限制，研究者的道德自律也是不可忽视的。

笔者用应当一词，有两点考量：一是群体中的某些成员自行放弃某些权利不在其列。在不断蔓延的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再加上社会舆论对劳工人权的普遍同情，西方工业国家的政府终于意识到必须妥善、公正地解决劳工问题，由此启动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

都围绕政府与公民关系来展开，都是在政府权力大小方面做文章，实质仍属于控权论，[29]亦可认定为广义控权论。另一方面是保障整体经济运营效益的稳定性，避免或者减少个体对经济运营效益的过度追求使整体经济运营效益遭到破坏，如果不发挥经济法保障整体经济运营效益的稳定的作用，那么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的整体经济运营就会频繁出现经济危机和经济滞胀等现象，其效益也自然大打折扣。当均衡被破坏的时候，社会就要变迁，甚至旧的国家灭亡，新的国家产生，建立新的均衡。[26]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笔者认为，民商法是保护财产权和人身权及财产所有权之法，故将其简称为保权法。

解除被帮扶主体困境或者解决被帮扶主体困难，既是社会权利实现之要求，又是社会义务履行之目标。那么，各个民商主体在行使这样一些权利的过程中，往往会寻求自身权利的最大化而产生侵权等行为，民商法因而从公平交易的价值取向出发，保护各个民商主体的权利在互不侵害的情形下得以实现。权是指社会权，从社会法的角度看，特指被帮扶主体需要实现的被帮扶权利。

[23]前引[18]，汤黎虹主编书，第76—9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与社会具有对立性和统一性。进而还认为，解释保权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论就是保权论，保权论可以被认定为民商法的理论基础。（4）第三法域论，认为社会法是公法与私法之外的或者是公私法融合的又一法域。

由此推衍，笔者认为，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群体出现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而得不到社会帮扶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由社会法规定相关主体协同帮扶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于是将协同论作为社会法理论基础。例如：商法是以确认、保障和促进商事主体的营利为目的的，而经营权得不到保护，营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26]此后引发了一些相关讨论[27]并出现一些维护控权论的观点，例如：有些学者从平衡论理论前提、行政法的广泛裁量权和人性弱点等角度认为应将行政法定位为控权法。例如：日本的沼田稻次郎等人认为，作为对古典民法进行修正的社会法，是以调和具体利益的对立为基本目的，其实质是确立具体的自由来限制和约束私的所有权自由。关于帮扶和被帮扶关系，在社会法中体现为帮扶义务和被帮扶权利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法的产生符合法的释义，符合法的价值（公平、效率、和谐、正义等）理论，符合法的功能（维护生存、扶持弱者、保障安全和促进社会进步）理论。

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都基于整体性立场来衡量与个体性的关系，并突出个体性不能损害整体性的原则，亦即个体性要受到整体性的限定。目前，民商法的理论基础在民商法研究中还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位表述。[4]近期我国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法的规制对象是社会弱者在进行社会活动中发生的涉及社会利益的社会关系。如果财产权及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护，那么民商主体的其他一切权利都无法实现。

[8]在日本，有些学者将社会公益与社会福利同义。所以，被帮扶主体需要实现的被帮扶权利应当是解困的权利。

法国于1956年即制定了《社会安全法典》（1985年作了大幅修改），其基本原则有：团结互助原则、强制与平等原则、制定法规范与协议法规范并存原则、政府不直接介入制度之运作原则等。[3]加古佑二郎提出保护劳动者阶级这一具体主体的社会法学说，认为社会法并非保护所有的特定主体，而是保护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者阶级这一特殊具体的主体。

区别这样一些部门法的理论基础，不仅从根本上将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区隔开来（使它们的区隔乃至独立法部门地位的确立具有理论根据），而且还直接佐证扶权论的合理性。[6]竺效：《社会法意义辨析》，《法商研究》2004年第2期。具体来说，没有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劳动就业帮扶义务、社会保障义务、社会服务（人口服务、教育和医疗服务）义务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义务，相关社会主体的相应社会权就难以得到实现。实际上，在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等法律部门中刻意划分公法、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已经是空谈。增进社会公益方面的社会义务（人口服务的义务、发展教育的义务、保障卫生的义务、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义务）二、社会问题论及修正针对保护弱者论、社会安全论、社会福利论放到现实中难以行通的实际和第三法域论的不妥，笔者在2002年所著的《经济法--政府经济管理的法律形式》一书中提出社会法是解决社会问题之法的观点，[17]2004年，又着手全面论证社会法，在所著的《社会法通论》一书中提出了社会问题论，即社会主体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法内涵的理论，笔者认为，社会问题出现以后，才有社会法的产生，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社会法所覆盖的领域或者调整的社会关系才更加宽泛。

然而，上述理论放到现实中是难以行通的。但是，还有一些方面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还没有被具体的社会法所确认和认可，即便是已经由具体的社会法所确认和认可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也存在帮扶性不够的问题。

如果财产权及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护，那么民商主体的其他一切权利都无法实现。【摘要】社会法理论基础的传统理论主要有保护弱者论、社会安全论、社会福利论和第三法域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缺乏现实的可靠性。

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财产权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力。[11]郭明政：《社会法之概念、范畴与体系——以德国法制为例之比较观察》，《政大法学评论》第58期。

扶权论也突出了社会法与其他部门法（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相比具有的作用的社会性、范围的公众性、内容的帮扶性等显著特征。既然民商法的保权论，突出的是对民商主体所有权及财产所有权的保护，那么，凡是保护这些主体所有权及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法规，都应当顺理成章地属于民商法。[26]此后引发了一些相关讨论[27]并出现一些维护控权论的观点，例如：有些学者从平衡论理论前提、行政法的广泛裁量权和人性弱点等角度认为应将行政法定位为控权法。[18]当时认为，这样理解可以使社会立法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1）现代意义的社会立法出现在19世纪。而社会义务内容则是解除被帮扶主体的困境或困难。

[4]近期我国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法的规制对象是社会弱者在进行社会活动中发生的涉及社会利益的社会关系。根据扶权论，社会义务是指帮扶主体履行解除被帮扶主体困境或解决被帮扶主体困难的社会性责任。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因存在强行性的和任意性的社会义务，所以强行性的社会义务必须履行，任意性的社会义务（诸如捐赠义务）不一定必须履行。于是在2008年后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权的研究，进而对社会问题论作出了修正，提出了扶权论，该理论内涵的关键是扶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与社会具有对立性和统一性。[14]郑尚元：《社会法的存在与社会法理论探索》，《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吴传颐在《社会法与社会法学》一文中指出，社会法在法域的广漠上，几乎颠倒了从来公法、私法的顺位。再一方面是保障整体经济运营效益的协调性，面对国家、区域、地区、行业之间效益追求的矛盾以及与个体经济运营效益追求的矛盾，需要经济法发挥协调的保障作用，即通过科学配置权利（力）义务（责任）来保障整体经济协调发展。

由此推衍，笔者认为，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群体出现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而得不到社会帮扶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由社会法规定相关主体协同帮扶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于是将协同论作为社会法理论基础。笔者用应当一词，有两点考量：一是群体中的某些成员自行放弃某些权利不在其列。

既然扶权论内涵的关键是扶权（帮扶主体的帮扶义务和被帮扶主体需要实现的被帮扶权利），那么，对其深入理解也必然要从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两个方面展开。换言之，就是被帮扶主体应当实现被帮扶权利，而帮扶主体履行帮扶义务帮扶被帮扶主体实现被帮扶权利则成为关键，因此社会法的根就在于帮扶主体帮扶被帮扶主体实现被帮扶权利，而这个理论就是社会法的理论基础。

其实，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形成路径可以作为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等理论基础的形成路径模版，或者说，社会法理论基础的形成完全可以基于社会法价值层面，推衍出能够覆盖所有社会法律法规内容的最根本的理论，就如同行政法从价值层面推衍出控权论一样。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接踵而至并日趋尖锐。